送礼的过程是不同时代的缩影，从最早的一筐馒头就可以回娘家，到后来的大包小包、高档礼品、数码产品乃至购物卡……送礼的变化，不仅折射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，更反映出了每个时代的阴阳两面。11月17日至20日，本报记者走访太原市多个社区，从广大社区居民的讲述中，勾勒出了一幅简单的“礼品变迁图”。经历一穷二白的艰难岁月，走过攀比、变味的送礼时代，如今，送礼正逐渐返璞归真。

 

上世纪50年代：最喜收到“郭杜林”

 

“小时候收到的礼物很少，大多和吃的东西有关，我最希望收到的礼物，要数郭杜林月饼了。”家住和泽苑社区的郭亮说。

“新中国成立后，为响应国家号召、支援太原建设，我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太原工作、生活。”郭亮告诉记者，尽管当时太原有不少好吃的东西，如认一力的羊肉饺子、老鼠窟的元宵，但因为父亲的工资有限，他很少有机会吃到这些。1956年中秋节，父亲所在单位给每个支援干部发了4个郭杜林月饼，郭亮第一次吃便爱上了那个味道。“那4个月饼我一个人就吃了仨，过后我请求父亲再买一些，可父亲的工资要维持全家人生活，我这个愿望成了奢望。”当时父亲的同事听说这事后，还专门在郭亮过生日时给郭亮买过一次郭杜林月饼。从那时起，郭亮便期盼中秋节和生日，因为只有那个时候，他才能“理直气壮”地要求父母给他买郭杜林月饼。

 

上世纪50年代：槽子糕就算重礼

 

上世纪50年代期间，食物和生活用品都要用油票、粮票等票证购买。家住小北关社区、年近80岁的李玉兰说：“那会儿逢年过节走亲戚，水果都很少见，送槽子糕就算是好东西了。当时市面上卖的槽子糕和如今超市里卖的可不一样，样子和口感相差很多，不过现在的槽子糕再好吃，也比不上当时的口感。”李玉兰还告诉记者：“那会儿结婚也有上礼一说，不过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才十几元，礼钱也只能上五角、一元。”

同一社区的赵秀华告诉记者，那个时候就盼着过年，一到过年，来走亲戚的人就能带来她喜欢吃的点心和硬糖。别人送来的礼物也是她家招待客人的食物，如果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，父母还会拿出家里存了一年的白面招待客人，而孩子们也能沾光吃上回白面。赵秀华说：“那个年代结婚，家里陪嫁的东西是暖壶、脸盆，还有脸盆架子，亲朋好友最常送的就是毛巾。”

 

上世纪60年代：“三件宝”走遍天下

 

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家住红楼社区的林铁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年轻人之间经常会互送礼物，鼓励对方继续保持高涨的革命热情，而几乎所有人互送的礼物都是大名鼎鼎的“三件宝”—搪瓷缸、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汗巾和印有标语的红卫兵袖标。林铁刚就收到过十余套这样的“三件宝”，而他也同样送出去过十余套。“三件宝”成了当时青年人送礼物的标配，不过要是想给长辈送礼物，“三件宝”就显得有些过于朝气蓬勃了。对于长辈、领导，送礼物那就要选另外“三件宝”—毛泽东语录、毛泽东诗词、毛泽东选集。那时，收到一本毛选不亚于现在收到一部苹果手机。

林铁刚告诉记者，别看当时送礼物比较程式化，可那都是单纯的礼物，将红彤彤的“三件宝”递到对方手上，不求办事，不求照顾，只是表达纯粹的友谊。

 

上世纪70年代：牙缝里省出两床被面

 

说到送礼，家住漪汾苑社区的王芳感慨万千：“最让我感动的礼物要数我结婚时收到的两床被面了，那是我姐省吃俭用攒了好久才买的。”

王芳初中毕业后就和同学们去了静乐县下乡插队。1973年，22岁的王芳和同在静乐县插队的一位同学恋爱、准备结婚。“当时的条件艰苦，两个人结婚时根本没有婚礼什么的，无非就是把两个人的铺盖搬到一起就算成亲了。家里的东西除了一个暖水瓶外，别无他物。”好在王芳收到了姐姐送给她的新婚礼物—两床印着牡丹花的红色被面。“姐姐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好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两床被面是她连续三个月没吃晚饭，用省下的粮票换来的。”这两床被面王芳一直没舍得用，一直到返回太原后，才用它们做了两床被子，而两床被子至今被她保存着。

 

上世纪70年代：送礼好像干了亏心事

 

家住金刚堰社区、80岁的赵敬义介绍，上世纪70年代时，拎两包点心去亲朋好友家串门，礼物好坏不重要，看重的是心意。“那时的糕点包装不怎么讲究，一个纸架的盒子，上面一张印着粗糙图案的麻纸，再用纸质的捆扎绳系好了，一包礼品便成型了。”

1978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赵大爷的女婿出了点事，正好负责此事的领导的闺女参加那一年高考，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“当时，我买了东西去领导家祝贺，第一次求别人办事去送礼，心里忐忑不安，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。”赵大爷说。

 

上世纪80年代：拎瓶罐头有档次

 

上世纪80年代，人们送礼都送啥？家住龙腾社区的王燕女士回忆，那会儿她十来岁，每逢过节，她最喜欢往奶奶家跑，因为过节时，来探望奶奶的亲戚比较多，奶奶家的柜子里总是放着很多人们送来的礼品：鸡蛋、挂面、饼干等食物，新鲜一点的还有山楂片、水果罐头等。“那会儿送鸡蛋、罐头算是比较有档次的，我常常闹着奶奶给我罐头吃。”王燕说，饼干类甜食也很常见，她最喜欢的是江米条，平时吃不到，过节时总能在奶奶家吃到，甜丝丝、脆生生的味道让她爱不释手。“那时候送的礼物现在来看都是很普通不过的食物，平时在副食商店里就可以买到。”

“对于当时送礼物，还有一段记忆就是学生中间流行送自制贺卡。”每当教师节或朋友过生日，她就自制一张贺卡，上面写上祝福的话，手绘一些图案，送给老师和朋友。“很怀念那种自己亲手制作小礼物的心情。”

 

上世纪90年代：香烟里面卷现金

 

托人办事要送礼，办多大的事当然送多大的礼。一条阿诗玛香烟基本可以保障户口农转非；一条红塔山香烟，单位任你选；要是红塔山里再加点“老头票”，那基本上什么大事都能解决。这样畸形的送礼方式，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非常盛行，家住兴华东社区的葛建武就是亲身经历者。

葛建武退休前是上海某钢铁厂一名车间主任，作为国有大型工厂的中层干部，由于能和厂里领导说上话，托他帮忙办事的人真不少，收到的礼物自然也是五花八门，其中最多的就是香烟。那时对于香烟的品级流行着这样一个词—“一云二塔”，就是说云烟最好、红塔山次之。成条的云烟价格在百元左右，一条红塔山的价格在65元左右，“不贵呀！”可能很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，可在那个年代，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不超过40元，像葛建武这样的国企中层领导一个月的工资也刚够买一条红塔山。可来托葛建武办事的人几乎清一色带着整条整条的红塔山登门拜访。

葛建武回忆，有几次收到的香烟已经被拆了封，以为是送礼的人不小心弄坏了包装，自己就帮忙换成了完整的再送出去，一来二去家里就有了不少拆封的香烟。有一次老家亲戚来串门，葛建武拿出一条拆封的香烟招待客人，打开之后发现，被拆封的烟盒里根本不是香烟，而是卷成卷的10元人民币，一条烟下来藏着现金200元，最可怕的是一条云烟，里边一样卷着钱，可一条烟一共十包，每包都少一根香烟，而用一张百元大钞代替，一条烟里藏了1000元，这对于每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葛建武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，吓得他赶紧收起香烟，连夜还给了送礼人。

 

00年代：数码礼物不断升级

 

进入新世纪，人们迎来了电子时代，“送礼”也被赋予这一时代特色。家住双一社区的“90后”女孩张小蕾回忆道：“2002年，我12岁生日那天，得到了作为生日礼物的第一件电子产品—‘步步高’复读机。”张小蕾说，那时候学生中间悄然流行起复读机，既可以用来学习英语，还可以放上磁带听音乐。“之前就很羡慕那些有复读机的同学，生日那天收到这样的礼物，我乐得合不拢嘴，一下午都在用复读机给自己录音，一会儿唱歌，一会儿假装电台DJ主持节目。”张小蕾说，过了一年，她的复读机就被搁在一边了，因为她看上了一款新产品—“随身听”。“随身听”机身要比复读机小很多，但功能与复读机基本相同，重要的是“随身听”可以别在腰间，随身携带。“戴上耳机，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感觉特酷。”在张小蕾的软磨硬泡下，张小蕾的父亲给她买了一部外观漂亮的“随身听”。

随着数码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张小蕾收到的礼物也在不停地升级变换，从随身听到MP3，从MP3到MP4、MP5。后来，一位阿姨送给她一部小巧的学习机，查询单词不用再捧着一部厚厚的英语字典费力查找，只要在学习机上输入单词就会出现详细的用法。2009年，张小蕾考上大学，她的父亲又送给她一部手机，那部手机只陪伴她度过大一一年。第二年，姑姑便送给她一部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。